王道政治理想的形上基础与价值追求——评李锋《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and Ultimate Value of the Ideal of “Wangdao”:Comments on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Governance” Edited by LI Feng
周恩荣
摘要(Abstract):
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治理状态与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之本质内涵、形上基础与价值追求要得到合理的理解,离不开对道义原则及其天理人性基础的深入研究。李锋的《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更抽象化和形上化地对朱熹王道理想的本质内涵进行概括,对王道政治中道义原则优先性予以证成,对作为道义原则之根源的"天理人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完成了对王道政治理想的道德证成,并据此反思朱熹为王道理想提供道德正当性证成的工作对于治理现代化的借鉴意义。但是,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正当性基础时,其必须对古典政治理想的价值追求与有效性边界保持清醒的认识,克服其中各种前现代的成素。
关键词(KeyWords): 王道政治理想;形上基础;价值追求
基金项目(Foundation): 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项目“武陵山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CQ-CXTD41);;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先秦儒家人性论研究”(2016ZDZX02)
作者(Author): 周恩荣
DOI: 10.16601/j.cnki.issn2096-7349.2021.05.011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李锋.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 朱熹.送张仲隆序[M]//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75.四部丛刊初编.二次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15-16.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朱熹.答陈同甫之九[M]//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36.四部丛刊初编.二次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29. [5] 朱熹.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一[M]//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14.四部丛刊初编.二次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9. [6] 朱熹.戊申封事[M]//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11.四部丛刊初编.二次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7]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 周恩荣.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治理智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9. [9]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9.
- (1)也就是说,先秦两汉的王道理想中,符合想象中的、古代圣王施治的“经验性事实”是因,成为王道理想是果。但事实上,此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古代圣王之治是因为符合道义原则才成为“王道”理想。 (2)在此,功利主义政治的倡导者们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把“效果”视为衡量政治之善恶、优劣的标准,另一方面又仅仅依靠“动机”——以政治功效最大化为目标——便以为王道与霸道没有质的不同。 (3)当代学术界与先秦两汉思想家一样,都有把人性善恶问题错误地当作经验实证的“事实”而非“应然的”抽象假定的情况。事实上,人性问题颇为复杂,从不同的研究进路出发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无论如何,一旦对人性判之以善恶,也便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质言之,“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的问题,根本上并非经验实证的问题,而是一种价值评判。李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但颇为遗憾,其未能展开深入讨论。 (4)关于朱熹的道德哲学是否自律,李著认同陈来的观点,以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是把正谊不谋利作为基本实践原理”,并据此强调程朱伦理学与康德的他律“有很大的距离”。陈来把“正谊不谋利”当作自律伦理学的标志,此显然与道德自律的内涵“有很大的距离”。就字面意思看,“自律”是“自我约束,使遵循法度”,而非“正谊不谋利”;前者正与康德把“自律”理解为“自立法、自守法”相当。亦可参见周恩荣《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治理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中关于“天道性命”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