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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广大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多从制度层面对干部激励进行广泛探讨,但对基层干部行为动机的关注仍显不足。文章从行为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运用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Q方法分析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行为动机,并提出赋权的激励制度完善路径。研究发现:基层干部行为动机可分为“交流—变革”型、“价值—肯定”型、“目标—容错”型三类;在赋权的角度下,这些行为动机表现为基层干部对参与权、发展权和自主权的激励制度需求。研究认为:为完善基层干部激励制度,应加强容错纠错机制与精准问责机制的有机结合,推动地方日常工作与重大任务、创新任务与常规任务相衔接,完善基层干部的培训和交流制度。
Abstract:[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5).
[2]段哲哲,陈家喜.新时代地方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分析[J].政治学研究,2021(1):139-150,160.
[3]胡佳,刘金林,卢小婷.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农村“微自治”的运行逻辑:基于“一组两会”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43-51.
[4]汪曲,许愉.何以驱动基层公务员担当作为: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5):42-60.
[5]谢治菊,朱绍豪.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的测量、成因与干预:基于G省的实证调查[J].宁夏社会科学,2020(3):46-55.
[6]王惠琴,袁锐,尹文嘉.二元工作压力对基层公务员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294位基层公务员的问卷调查[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59-70.
[7]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8]陈家喜.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8(3):72-80,128.
[9]练宏.弱排名激励的社会学分析:以环保部门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6(1):82-99,205.
[10]GAO X. Promotion prospects and career paths of local party-government lead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2017,2(2):223-234.
[11]王程伟,马亮.压力型体制下绩效差距何以促进政府绩效提升:北京市“接诉即办”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评论,2020(4):82-109.
[12]魏姝.中国官员激励机制的发展与改革[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4):103-109.
[13]朱悦蘅,周语.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财政补贴:积弊、原因与退出路径[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9-100.
[14]陈科霖,谷志军.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J].政治学研究,2022(1):117-128,159-160.
[15]李学明.激励视角下的公务员职级晋升制度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9(10):101-104.
[16]杨开峰,郑婷,郑连虎.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的激励效果与影响因素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1(12):74-83.
[17]薛立强,李德伟.中国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述评:现状、问题与展望[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4):81-96.
[18]王中正,谭海波.科级天花板下的官员隐性晋升研究: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3(2):53-60.
[19]陈朋.地方官员激励、重大表彰与基层治理逻辑:基于148名优秀县委书记的数据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21(12):79-90.
[20]张书维,李纾.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J].公共行政评论,2018(1):7-36,219.
[21]金俊铭.论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执行力:内涵、功能及提升途径[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7.
[22]PERRY J L,WISE L R. 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servi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0:367-373.
[23]刘帮成.中国场景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一个系统文献综述[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5):3-17.
[24]赵燕梅,张正堂,刘宁等.自我决定理论的新发展述评[J].管理学报,2016(7):1095-1104.
[25]郭晟豪.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基于角色认同中介的动机与行为关系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1).
[26]BANDURA A. Self-efficacy: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1977,84(2):191.
[27]仇叶.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与基层治理转型困境:以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为分析基础[J].政治学研究,2021(01):78-89,156-157.
[28]姜永志.心理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变革:兼论Q方法的操作主观性[J].心理学探新,2013(4):302-307.
[29]臧雷振,陈腾霄.Q方法:方法论视域下的内在张力与发展限度[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4):154-168.
[30]李延伟.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主观性探索:Q方法的方法论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22(9):132-139.
[31]BROWN S R. A primer on Q methodology[J]. Operant subjectivity,1993,16(3/4):91-138.
[32]LI Y,LU Y,MOLENVELD A,et al. Citizens’motivations to coproduce:a Q methodological study on the city governance committee in Nanjing,China[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23,25(5):950-970.
[33]韩啸,张悦,杨铭奕.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角色[J].图书馆论坛,2024(8):133-142.
[34]刘华兴,黄晴.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政策偏好:基于Q方法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模型[J].东岳论丛,2020(7):138-148,192.
[35]彭宗峰.走向重塑权能:empowerment含义的反思性诠释[J].天府新论,2022(2):98-106.
(1)见前文对因子旋转的分析结果。
基本信息:
DOI:10.16601/j.cnki.issn2096-7349.2025.06.003
中图分类号:D262.3;D630
引用信息:
[1]门垚,杨龙.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行为动机和赋权路径探索——基于Q方法的研究[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06):21-35.DOI:10.16601/j.cnki.issn2096-7349.2025.06.003.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脆弱性视角下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政策研究”(22CGL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