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行业迭代周期不断缩短，高校理论知识滞后于行业实务越发明显，高校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势在必行。专业实践实训基地是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渠道，有助于学生在实践实训过程中将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并及时掌握行业人才需求情况与发展动态。已有实践实训基地建设运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探索、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但校企联合共建实践实训基地的运行逻辑尚未被系统探讨。本文选取郑州大学金融学专业与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校企联合实践实训基地案例，对实践实训平台和创新平台的构建、基地建设内容、联合管理及评价机制等展开分析，总结实践实训基地建设规律，并进一步提出优化路径：明确实践实训基地的功能和定位、优化基地建设内容、多维度多主体强化过程动态管理体系和评价反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水平等。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是我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经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活态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目标，亦与“两创”方针相契合。作为上海特色曲种的浦东说书，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说书的传承和发展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曲艺本体为中心进行创作、演绎和传播。从“两创”视域出发对浦东说书在当代的活化路径进行探究可以发现，在浦东说书传承发展过程中，其曲艺本体不断调整更新，传承方式呈现出多元化样态，重视曲艺文化传播与交流。其活化路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及在当代进行“两创”的体现。浦东说书在当代的活化路径，能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用户对人工智能（AI）的意识感知正深刻影响人机信任与伦理的边界。为超越“AI是否具有意识”的本质主义争论，本研究引入编码—解码理论，构建了一个贯通开发者技术设计端与用户认知端的双向分析框架。研究发现，AI意识感知是开发者系统性植入与用户情境性诠释协同建构的产物。在编码端，开发者受“创造类人智能”的社会认同驱动，通过认知、实践与伦理三个维度的策略，将特定价值取向编码为拟人化技术线索。在解码端，用户则基于个体认知滤镜与动态交互体验进行条件性解码，其AI意识感知呈现出条件依赖、动态演化与路径分化的复杂特征。上述发现揭示，AI意识感知并非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在社会互动中被持续生产的关系性现实，这为审视拟人化设计的伦理意涵及构建人机关系新范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饮食禁忌研究多关注“事物之间”的差异，对同一物种“部分可食、部分不可食”的现象缺乏讨论。云南大理S村的鸬鹚食用禁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成年鸬鹚被严格禁食，而鸬鹚蛋却可食。文章借鉴哈拉维“伴侣物种”的理论视角，通过人—鸬鹚关系的民族志考察发现，成年鸬鹚通过规训、共同劳动与个体化实践，其“生命历程”与人类“纠缠”在一起，以“工作”换取了不可食的“伙伴”地位；相反，鸬鹚蛋和幼鸟因尚未获准进入此“纠缠”关系，其价值完全由生产理性决定。文章揭示了食用禁忌并非简单的静态分类，而是一套动态的生成机制。这一看似矛盾的禁忌体系反映了复杂的文化建构过程。
该文以人类学“文化涵化”理论为视角，以滇西南傣族春节习俗为研究对象，探讨民族地区春节传统的传承与变迁。在汉地移民与边疆民族长期融合的背景下，滇西南傣族系统地接纳并延续了春节文化。然而，傣族春节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多层性，融合了傣剧表演、“赶摆”活动、傣文书法以及诵经赕佛等民族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节形态，体现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涵化结果。傣族在接受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基于需求进行主动选择与创造性转化，将其内化为自身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文化调适机制，既反映出傣族在精神层面对民族文化内核的坚守，也展现出其在现代语境下的适应能力与文化创造力。本研究既为理解多民族地区传统节日的当代转型提供了具体案例，也对推动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具有启示意义。
推进边疆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实现边疆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四因说”为理论基础，从“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四个维度出发，阐明该转型在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根基、加快边疆高校组织架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均衡发展、培养时代新人等方面促进边疆经济科技腾飞的多重价值意蕴。当前，边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存在着转型内容单一，忽略地域文化特色；转型理念陈旧，决策管理基于经验；转型动力薄弱，变革意识趋于保守；转型目的不明，忽视“育人”本身等问题，导致边疆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难以发挥实际效能。为此，教育主体既要以“守正创新”挖掘地域优秀文化，也要以“格物致知”锻造科学决策之智；不仅要凭借“反求诸己”实现批判审视与行动改进的互嵌，更要以“心有定见”明确教育始终指向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进一步推动边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边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切实推进区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绿色发展协同治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11—2021年黄河流域61个城市数据，构建了绿色发展协同治理系统评价框架和指标体系，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修正的空间引力模型和回归模型探讨了绿色发展协同治理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流域绿色发展协同治理有了显著改善，但仍存在较大的波动，流域整体协同治理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而言：整体协同度先降后升，2013年为关键转折点；城市间差异明显，绝对差异在缩小，但存在轻微的极化效应；城市间关联呈阶梯状格局，与上游相比，中下游表现出更高的协同水平，区域连通性逐渐增强，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空间关联网络，但城市间关联度仍较低且不稳定；降碳、减污、扩绿子系统有序度显著正向驱动绿色发展协同治理水平，而增长系统有序度则对协同治理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未来可通过强化科技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加强顶层设计与深化城市合作等途径提高黄河流域绿色发展协同治理水平。
非遗的交融共享是历史维度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力量，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要求。挖掘非遗交融共享的动力因素并阐明其作用机理，可以更好地指导非遗保护工作并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研究以南岭走廊非遗的交融共享为切入点，依据相关理论与文献，结合案例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逐级编码，最终提炼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南岭走廊非遗交融共享的动力因素，由5个层面的15个因素构成。其中，以自然与历史为基础的“共在”因素是基础动因；以人民文化实践为驱动的“共为”因素、以文化互动包容为特质的“共通”因素以及以心理素质与精神家园为内核的“共有”因素共同构成了内生动因；以美好生活与现代化发展为导向的“共创”因素则是外驱动因。不同动因有不同的作用机理，且彼此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南岭走廊非遗交融共享的动力系统，在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参与已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机制。理解社会组织参与策略的多样性，因地制宜地落实“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是当前亟须回应的重要议题。文章回顾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政府管制的“堡垒式保护”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转型历程，指出环保社会组织在资源支持、方案创新与治理网络构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其诉求与地方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亦可能削弱保护成效；结合中国经验梳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的演变脉络发现，环保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下成为自然保护的重要参与者，从原先的游离状态转变为主动嵌入，并在参与策略上突破了过去以政策倡议为主的方式，开始采取包含监督、辅助等在内的多样性策略，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更新和创新方案生成，弥补了地方治理能力的不足，缓和了央地摩擦，提升了政策绩效。然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存在唯一模式。文章也进一步论证了多元参与策略的多样性是未来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向，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治理和跨学科行动研究，将推动中国构建更加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
兴边富民行动是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04—2023年广西8个边境县（市、区）的面板数据，比照所属设区市的11个非边境县，实证分析了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域共同富裕的成效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兴边富民行动能够提升边境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能够通过产业聚集和物质资本配置提升广西边境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兴边富民行动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县域，更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同时，兴边富民行动在时序与内容上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共同推动边境县域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