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盗火神话母题结构与文化内涵探微
王宪昭;盗火神话是火种起源神话的一个常见类型，也是人类文明探源的文化载体。该文以中国不同地区多个民族流传的96篇盗火神话为研究对象，对其中与盗火有关的基本母题及母题结构作出相应探讨，将不同神话文本划分为盗火的背景、盗火者、盗火过程、盗火结果四个主干母题的结构，对其中类型化母题的构成、母题层级关系的建构进行阐释，进而挖掘盗火神话叙事中所蕴含的文化英雄的斗争精神以及“以人为本”“团结合作”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相应的神话资源。
从文本“记录”到数智“活态”：北京风物传说的“两次生命”
杨赫;北京风物传说反映了民众的思维方式，影响并塑造了民众对北京地方历史与文化的认识。随着民众对北京风物传说价值认识的深化与民间叙事传承场域的变迁，北京风物传说围绕“活态”与“记录”两种传承方式，经历了由传统传承场域转向数智时代互联网场域的“两次生命”。在“第一次生命”中，北京风物传说由民众生活中的日常叙事成为受到中外文人学者关注并用以进入民间社会、了解民众思维的桥梁与通道。步入数智时代，互联网所建构的新场域使北京风物传说开启了其“第二次生命”。以推动传说传承为己任的演述人积极探索将“记录”后的传说文本转化为口头演述形式，并使之重回民众生活，再度实现“活态”传承的路径。但是，传说获得“第二次生命”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如何寻找传说与民众当下生活的结合点、不断培育新的演述人群体仍是推动传说当代传承进而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值得深究的问题。
《玛纳斯》演述艺术：经济属性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实证研究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其演述艺术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鲜活体现，也展现出可观的经济潜力。为深入探讨《玛纳斯》演述艺术的经济属性，首先关注演述艺人的经济收入及其变迁过程，重点分析其收入来源如何从依赖个体资助转向公众支持，并考察政府补贴政策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艺人的收入稳定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个人技艺水平、公众认知度以及政策扶持力度等。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提出应通过提升艺人专业技能和扩大社会知名度来推动其职业发展，从而促进该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玛纳斯》经济维度的认识，也为文化保护与产业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参考。
饥饿的负地鱼：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中的灾难叙事研究
李鹏;杜若桢;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名录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仍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神话史诗类作品在其中更是彰显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它们往往会以神话的形式讲述特定民族对天地创造、人类诞生、文化起源、自然灾难、族群迁徙等重大事件的理解和认知，其中灾难叙事是较为独特的叙事类型。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阿细先基》中的地震神话叙事便通过对饥饿负地鱼的描述，展现了先民对地震灾难的具象化想象与原始信仰，同样在羌族神话《开天辟地》中也有此类表述，不同民族神话中的相似母题折射出先民通过灾难叙事所构建的原始思维观念，这种观念以口耳相传的活态形式流传至今，其传承与发展对于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深远意义。
主体互动与关系联结：乡村多元共治的基层实践——基于桂西南A镇B村的案例考察
区小兰;武晗晗;乡村治理既需要多元行动主体的互动与配合，也需要多元行动主体形成一种持续互动的联结关系，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以桂西南A镇B村为个案，搭建“主体互动—关系联结”分析框架，在总结B村治理实践历程以及对其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发现乡村内外行动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起县级、乡镇级、行政村级、群众四级工作力量的6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结构，以及“指导—协助”“帮扶—合作”“监督—咨询”“代表—支持”“服务—配合”关系等5种关系联结，这是B村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并取得治理实效的关键。进一步分析也表明，主体互动是形成乡村多元共治格局的基本支撑，关系联结是增效基础。
中国边疆地区乡村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分析
蔡定昆;魏晓轩;开展边疆地区乡村韧性研究，有助于加快边疆地区韧性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稳边固边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2—2023年边疆9省区乡村韧性数据，从风险防御能力、动态调整能力、转型发展能力三个方面构建边疆地区乡村韧性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等方法，分析其乡村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和障碍因素。研究发现：边疆地区乡村韧性水平在时间上呈逐年增强趋势，且相对平衡，在空间上表现为离散分布，未出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东北边疆地区乡村韧性的区域内差异最大，且西南—东北边疆地区之间乡村韧性空间差异最大，超变密度差异是影响边疆地区乡村韧性时空差异的主要来源。转型发展能力是影响边疆地区乡村韧性提升的关键因素，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农村人地关系、农村教育发展水平等是制约边疆地区乡村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表明：边疆地区可依据提升乡村韧性的主要障碍因素，基于政策引导、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制定增强乡村韧性的策略。
在场、具身与互惠：人工智能时代非遗实践的意义生成机制研究
郝国强;黄琪媛;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突破性发展正深刻重塑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导致传统工业社会中以“职业劳动”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机制面临结构性断裂与“去技能化”危机。在技术理性与算法逻辑逐渐主导生活世界的背景下，人类如何在被系统与数据包裹的“流动的现代性”中重建主体性与归属感，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具身性文化实践，并非前现代的文化遗存，而是应对技术异化的重要意义补偿体系。相较于AI的算法逻辑，非遗实践所强调的技艺传承（具身性知识）、仪式展演（集体叙事）与社区互动（互惠网络），构建了一种“由于人、为了人”的深度社会联结。这种基于身体在场与情感共振的文化实践，能够实现个体从“技术系统”向“生活世界”的再嵌入。探讨非遗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意义生成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技术冲击下的文化韧性，也为构建人机共生时代的精神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本土化路径。
神话大数据中的叙事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呈现与阐释
王京;中华民族数量众多的神话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将数据理念与方法融入研究过程，已成为神话研究方法论的一项重要创新。利用一定规模的神话数据从不同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具备坚实的现实资源基础，也是契合时代语境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中国神话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运用数据分析与母题学、类型学、叙事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呈现形态、核心载体与传承规律三个核心问题，从时间纵深、地理分布、民族分布等维度对多民族同根同源神话进行案例分析，进一步挖掘和阐释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与共同价值取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与跨学科研究范式参考。
民俗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基于黔东南州舞龙嘘花的田野考察
唐钱华;吴惠菊;民俗节日作为构建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关键载体，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台江舞龙嘘花作为苗汉文化交融的鲜活载体，为考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的地方样本。通过对贵州省台江县台雄、大德两地元宵节舞龙嘘花习俗的田野研究发现，舞龙嘘花源于苗族、汉族对中华龙文化的共同尊崇，在长期交往中经文化互鉴，从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演变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这一共享符号通过节庆中的多元互动仪式链、共同遵循的活动规则以及互嵌共建的文化空间，有效增强了参与者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感，从而将该文化符号转化为坚实的集体记忆。研究进一步揭示，舞龙嘘花习俗通过整合共享的文化符号、共有的情感体验、共通的集体记忆以及共生的文化价值，系统性地构建了一条从地方性文化实践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该案例表明，植根于民族交融、依托于集体实践、升华于价值共生的民俗活动，能够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
容错纠错机制与国企新质生产力
李晓庆;陈思佳;袁宝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背景下，容错纠错机制既是破解组织创新悖论的关键制度设计，也是培育国企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3年的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建交错DID模型实证检验了容错纠错机制对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有利于国企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激发国企高管企业家精神和降低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是容错纠错机制提升国企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高管股权激励会增强容错纠错机制对国企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但货币薪酬激励与容错纠错机制存在替代性；只有在两职分任和无政治关联的国企中，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才能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这揭示了容错纠错机制通过激励相容和治理优化的双通道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理论逻辑，为破解国有企业“创新惰性-风险规避”困境提供了制度解耦新范式。